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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年，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讨论明显升温：一方面，市场不时出现“破7”预期，部分海外机构甚至把人民币在2026年走强视作基线情景；另一方面，也有声音提出更长期的“人民币稳步升值、提升购买力、扩大进口”的再平衡叙事。

　　在这种语境下，公众很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人民币在走强，中国会不会像欧洲、日本当年那样，最终走到“负利率时代”？

　　更接近现实的答案是：在人民币升值（或偏强）并被赋予“鼓励进口、提升购买力”的政策叙事背景下，中国短期进入“名义负利率时代”的概率非常低。

　　这并非因为“负利率不可想象”，而是因为它在中国的社会摩擦成本、金融系统副作用和制度改造成本都太高；而人民币偏强恰恰意味着政策更可能选择“稳汇率+稳金融”的组合，而非用负利率这种高争议工具去博弈。

　　即“名义利率—通胀率”为负。比如存款利率是1%，CPI是2%，相当于老百姓存钱的“购买力回报”就是-1%。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更多是通胀与利率阶段性错配的结果。2015年就曾出现过，当时《中国经济周刊》在10月还刊登了一篇《负利率时代的忧伤》的文章，专门谈这个事情。

　　这才是普罗大众真正担心的“负利率时代”——利率本身变成负数：把钱存在银行，不是拿利息，而是要么“交保管费”，要么通过各类账户费、管理费等方式被动承担成本。

　　历史上欧洲与日本采用负利率，往往是从央行政策利率或银行在央行的存款便利利率先转负，再向货币市场、债券收益率、银行贷款利率传导，最后才触及（或部分触及）零售存款端。

　　一旦名义负利率向零售端传导，哪怕不是直接把挂牌利率标成负，银行也可能通过设置门槛、收取账户管理费等方式“变相实现”。

　　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这种变化的冲击不在于每年少了几个百分点的存款收益，而在于储蓄作为“安全垫”的社会共识被动摇：老百姓把钱交给金融机构保管，居然需要付费。

　　当存款回报趋近于零甚至为负，很多家庭会被动转向更高波动的资产：理财、基金、权益、另类投资……这不一定是“主动追逐收益”，更可能是“不得不离开存款”。

　　在宏观层面，这能推动资金流动；但在微观层面，它会显著提高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波动性，让“风险承受力弱、金融知识不足”的群体更容易受伤。

　　负利率越深，“把钱取出来”的诱因越强。即便大规模持现并不现实，现金化倾向上升也会带来真实摩擦：保管成本、交易不便、安全风险、合规边界等都会成为社会成本的一部分。

　　银行的商业模式本质是赚“利差”：以较低成本吸收存款，再以较高利率投放贷款与配置资产。

　　负利率最棘手之处在于：资产端利率下行很快，负债端（尤其零售存款）利率却很“粘”——存款很难深度为负，因为客户可以转走、可以持现、也可以迁移到别的金融产品。

　　于是净息差被持续挤压，盈利能力与资本补充能力下降，反过来影响信贷供给与风险抵御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入门性解释中就把“对银行盈利的冲击”列为负利率的第一类担忧。

　　更严肃的研究也给出了经验证据：国际清算银行专家的工作论文基于欧元区银行数据，讨论了短端利率处于极低甚至负区间时，银行净息差与存贷款利率组件如何受到影响。

　　对中国银行而言，这类冲击会更敏感——因为中国银行体系本就处在“让利实体”的长期叙事下，一旦名义负利率逼近，银行承担的政策性压力与市场化压力会叠加。

　　一个现实参照是：2025年三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2%，已处于历史低位区间。（净息差NIM，用大白话就是：银行“靠利息赚钱”的那点差价。净息差越大，银行越好赚钱；越小，银行越“吃紧”。）

　　在这种息差基础上讨论“穿零”，意味着银行很可能需要通过更多收费、压缩成本、下沉风险或依赖非息收入来维持经营——而这会进一步改变金融生态。

　　社保基金、养老金、保险资金的共同特点是：负债久期长、支付具有刚性或准刚性，资产端需要稳定回报来覆盖未来责任。

　　2）资产负债久期错配更敏感：负债对利率变化高度敏感，而资产端（尤其高等级债券）久期往往不足，利率越低越难“用安全资产匹配长期负债”。

　　国际清算银行在关于低利率环境的讨论中，明确谈到保险公司与养老金计划在资产负债管理上面临的期限错配与利率敏感性挑战。

　　这意味着：负利率不只是一项货币政策工具，更会变成对长期资金的“系统性压力测试”。

　　把欧洲、日本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最容易忽略一个基本面：中国是一个储蓄偏好更强、家庭资产中存款权重更高的经济体。

　　人民日报社下辖的财经类媒体曾引用数据称，2021—2023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一直高于43%，2023年达43.52%，长期维持在40%以上。

　　同时，法国路透社报道提到中国储户存款规模巨大、存款利率下调引发讨论，但“多数人仍倾向于继续储蓄”，并提到储户存款相当于GDP的比例很高。

　　收入端也决定了社会对利息收入的敏感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509元。

　　当收入水平与社会保障预期仍在调整阶段，储蓄对家庭而言不仅是“投资选择”，更是“风险对冲工具”。

　　这使得名义负利率一旦触及零售端，极易引发强烈的心理反弹与行为扭曲：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强化“更要存钱、更要找替代”的不安全感。

　　换句话说：负利率在中国的副作用，可能比它的刺激效果更早、更集中地显性化。

　　现在再回到问题的起点：人民币走强、并被赋予“提升购买力、鼓励进口”的含义时，负利率是否更可能出现？

　　原重庆市长黄奇帆在2025年深圳香蜜湖金融年会的发言中，把“人民币适度升值”与“有助于进口、同样的钱可以买更多外国东西、并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出口增速”直接关联。

　　也就是说，“汇率偏强”在这套叙事里是一种结构转型工具：提升进口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居民购买力。

　　而负利率在多数国家的使用场景，是为了对抗通缩、下压金融条件、在常规降息空间用尽时继续刺激需求。

　　两者的政策语义并不一致：人民币偏强意味着外部约束相对缓和，政策更容易维持金融系统稳态；负利率则会把储蓄与银行体系置于更强争议与更高摩擦之中，除非出现“不得不用”的极端情景，否则很难成为优先项。

　　更现实的“距离感”来自当前利率水平：2025年末，中国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为1.40%，12月LPR为1年期3.00%、5年期以上3.50%且已连续多月保持不变。

　　这意味着中国离“穿零”还有很长的路，更不必说在人民币偏强叙事下去主动开启名义负利率的制度性改造。

　　综合来看，人民币在升值或偏强阶段，确实会给货币政策带来一定“外部约束缓释”，使得宽松操作更从容；但这并不等价于中国会顺势进入名义负利率时代。

　　相反，在高储蓄率与存款偏好显著、银行息差已接近经营成本下限、长期资金需要稳健回报的结构下，名义负利率更像一把“副作用极强的重锤”——除非经济与价格出现极端组合，否则很难成为可接受的常规工具。

　　因此，更稳妥的判断是：在人民币升值并被赋予鼓励进口、提升购买力的背景下，国内银行在可见的短期内大概率不会进入负利率时代；政策更可能在正利率框架内，通过结构性工具、财政配合与稳预期来完成再平衡。

　　声明：本文仅为宏观机制分析与情景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交易依据或收益承诺；市场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在中国不太会进入负利率时代，这是中国的制度决定的，国家力求保持平稳而不是过度升值或贬值，最近传说的购房贴补利息就是例证。

　　和西方私人化银行不同，中国的银行有政策性任务比如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扶贫、为农业、为教育等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所以银行必须要保证适当息差，而当下银行息差已经是史上最低，而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已经是史上最低，继续下调空间已经很有限了。